在十二世纪，教会亲自使修士们从医生的工作中退出，而它的方式是划分工作，而不是拒绝工作。1130 年、1139 年和 1163 年召开的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逐步限制修士以及依会规生活的咏经司铎研习和从事医学。

前两项法令禁止修士和律修咏经司铎为了世俗利益而离开隐院去研习医学或民法。第三项法令更进一步，完全禁止修会会士离开其院舍去听这些学科的讲授。三项法令背后的关切是相同的。医疗行为正把修士们从隐院中吸引到世俗中去——走上道路，进入富人的家宅，经手诊金。一位为金钱出卖其技艺的修士，已经走出了他所发愿的贫穷与禁地。

第二项关切是外科手术。教会认为，在祭台前事工的人不应流血；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教会憎恶流血”这句话。在十三世纪初，这成了一条明文规定，领受高级圣品的圣职人员被禁止参与任何涉及切割或烧灼的外科手术。

与此同时，医疗行为正在找到一个新的归宿。在意大利南部，一所医学院已声名远扬；在意大利北部及其他地方，最早的大学正在形成，其中设有讲授医学并授予执业许可的学院。在此后的几代人中，医生成了学校的毕业生，而医生的工作也从修道院转移到了大学，以及由大学培养的平信徒职业界。

这一切都不是对医学的拒绝。这些会议并没有说病人应当没有医生；它们所说的是，修士不应成为为了利益而行医或流血的人。工作被划分了。专门的学问技艺归于受过相应训练的人，而修道院保留了属于它自己的部分。

所留下的，恰恰就是病房修士的职务。没有任何会议限制过床边的祈祷、对病人的喂食和清洗、药草园、日常生活的安排，或临终关怀。这些都留在修道院中，数百年来始终未变。教会在十二世纪所划出的界线，位于医生与病房修士之间，而界线两边都始终受到尊重。

这条界线就是我们自身立场的历史依据。当我们说我们不为病人诊察、我们不是医生时，我们并不是在发明一种现代的谨慎。我们是在保持教会八百多年前为自己所作的一种划分。

在 IHS Bethlehem Church，我们将教会在十二世纪所划出的界线，完全保持在它当初被划定的位置上。医疗行为属于医生；看护事工——祈祷、床边陪伴、生活规程、药草园、艺术以及临终关怀——属于本法人。